摘 要：郑景康是我国著名的摄影艺术家和摄影教育家，也是我党新闻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擅长人物肖像摄影，对于如何捕捉动态瞬间、发挥军事摄影舆论宣传的传播效能也有独到见解。重温郑景康的摄影实践欧亚体育，对新时代军事新闻摄影工作仍有重要启示作用。
郑景康原名郑润鑫，其父亲郑观应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学者和诗人，其进步主张和爱国思想对学生时代的郑景康有深远影响。1940年12月，经周恩来、介绍，郑景康由重庆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和联政宣传部开展摄影工作，1942年5月作为摄影界代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言并举办影展，1945年加入中国。郑景康极擅长肖像摄影，他镜头下的人物形神兼备，具有极高艺术价值。同时，他致力于摄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培训了摄影人才百余人，他撰写的《摄影初步》等专著，成为我党我军摄影工作的重要理论指导。回顾郑景康的摄影实践，对新时代军事新闻摄影工作有重要启示作用。
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后，我军势如破竹，在攻克锦州、切断北宁线后，时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的郑洞国率部向人民投诚，并计划于10月19日到达哈尔滨车站。蒋介石为稳定军心，以郑洞国“杀身成仁”为由，在南京举办规模宏大的丧礼，并通过《》发布消息，企图掩盖事实，为争取更多挣扎的时间。在此背景下，郑景康奉命赴哈尔滨拍摄郑洞国抵达车站的场面。
郑景康采取小光圈、大景深的拍摄手法，清晰记录下郑洞国投诚的场景。画面中，郑洞国在我军将领的陪同下缓行于车站，我军将领表情轻松，并未对郑洞国有押解之举，作为投诚将领的郑洞国军容严整，也没有败军之将的狼狈之态。值得注意的是，郑景康是在郑洞国刚刚走到写有“哈尔滨”三个字的车站站牌下的瞬间按下的快门，这样在清晰还原郑洞国与我军将领同行细节的同时，也着重突出了“哈尔滨”三个字。郑景康在照片中将“郑洞国”和“哈尔滨”一动一静两个视觉符号巧妙地安排在了一起摄影，明确表达了“郑洞国没有杀身成仁，并且此刻就在哈尔滨”的事实，也就赋予了这张照片特殊的新闻价值和历史意义，若只是单独拍摄其中一者，或者用组照的方式，均不能达到理想效果。
全媒体时代，战争并未停歇，各国间舆论交锋不断，每天产生的照片数以亿计，摄影记者只有对新闻有更加灵敏的“嗅觉”，才能让报道有的放矢。郑景康对于优秀新闻记者“预判”能力的要求在今天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具体来说就是三个合理“预判”：拍摄前，对什么地方有什么新闻、什么场景会出现什么人物有一个合理的预判；在看到拍摄主体时，对主体和陪体所处环境的交集位置有一个合理的预判；在拍摄后，对照片内容会产生怎样的效果有一个合理的预判。唯有如此，才能快速适应当下和未来的需要，更加准确地定格那些可以瓦解敌方军心、塑造中立方认知、砥砺我方士气的画面。
1942年5月，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郑景康作为摄影界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并在会议期间举办了名为《抗日初期之一角》的个人巡回影展。照片在延安作家俱乐部展出时，同志曾于夜晚提灯前去观看，并评价郑景康的作品能够“抓住动态”，这一评价高度概括了郑景康摄影作品的最突出特点。所谓“动态”，即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最佳状态，而郑景康在1942年所著的《摄影初步》一书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如何捕捉“动态”作了诠释—一定要在“实事”（人或物）里“求是”（自然必然的经常运动），而不能主观自以为“是”，不能把人物的个性、特征、神态、习惯按摄影者的主观认为而加以矫揉造作，并把它改造。
《的标准像》是1944年郑景康在延安为同志拍摄的第一张标准像。对于拍摄同志这样一位中国最重要政治人物的任务，郑景康是带着一种庄严的使命感进行创作的。画面中，同志头戴八角帽，身穿厚实的粗呢制服，虽然是“标准像”，但同志并未正襟危坐，制服的第一颗扣子也没有扣上，却愈发显得气定神闲。同志身子微向左倾，嘴巴微张，仿佛正要和人说话，眼神深邃眺向远方，阳光从他的侧脸洒下，在脸上交织形成明暗分明、以明为主的光影效果，让人物形象更具立体感，而郑景康捕捉到的主席意味深长的微笑神情，则使画面内容有了一种情节的张力，让人产生一种对黎明即将到来的希望和憧憬。《的标准像》拍摄于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在特殊的历史时刻，这帧人民领袖微笑着迎接朝阳的影像对于解放区的广大军民而言，无疑象征着一种“黑暗即将过去，光明终会到来”的决心和力量，也预示着旧的社会即将消亡，新的时代必将到来的必胜信念。
关于一张照片可以发挥怎样的效能，郑景康有着深刻的认识：“一粒子弹只能伤害一个人的肉体，一张适当的照片—宣传照片，可以改变无数人的灵魂。”这张我党我军革命领袖和最高统帅的新闻人物肖像照片，在抗日战争后期和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被大量印发并传播，同志的视觉形象也因此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珍藏和瞻仰，在中国人民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浪潮中，极大鼓舞、激励和动员了亿万人民群众和子弟兵的革命积极性，发挥了无与伦比的政治舆论宣传效能，这张照片后来也在开国大典时悬挂到了城楼上。
郑景康为同志拍摄过多张标准像，此外，他为周恩来、朱德、齐白石、华罗庚等国家领导人、艺术家、科学家，以及众多英雄人物拍摄的肖像，也极具神韵，都是“抓住动态”的佳作。郑景康的过人之处恰恰就在于直接把“动态”作为拍摄对象—“摄影的对象是大自然的一切事物的过程和动态”，反映了事物从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的过程，这也是一张“静态”标准像却有“动态”生命力的原因。当下，新闻照片已成为认知域下舆论战的基本“弹药”，仅仅作为可以还原真相、呈现客观的静态证据是远远不够的。“动态”是一个过程，关键不在于看见了什么，而在于怎样去看。因此，军事新闻记者在拍摄时不能停留在简单地对结果的静态记录，还需要时刻保持敏锐地对过程的动态观察，这样才能把作为“弹药”的照片“升级”为能够影响认知、传递情感，具有特殊引导性和感染力的认知武器。
1942年12月，郑景康在延安北门的“街头艺术台”举办过两期战地新闻摄影展。当时，延安劳模表彰运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劳动英雄赵占魁是代表之一。在主题为“向赵占魁学习”的影展举办之前，《解放日报》就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也发出了《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对其事迹进行了详细介绍，群众普遍对赵占魁心怀崇敬，“赵占魁”这个名字也被口口相传，但其个人形象究竟如何，群众却知道不多。郑景康在影展中首次以摄影新闻的方式展出了赵占魁的生活摄影、劳动照片，让其形象在群众中变得具体且鲜活，《摄影初步》曾对当时影展上群众的反映作了描述：“广大群众对这照片感到无限的亲切，并用手去抚摸。”
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6年，郑景康在延安主办或参与了12次战地影展，展览内容与领袖肖像、我军前线抗战情况、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内容密切相关，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和政治动员效果。郑景康曾提出，要“把艺术由少数阶级的御用享受而转到广大群众的精神读物”，他主办或参与的这些影展，主要集中在街头、田间、战壕等一线，有时甚至用几个布条，把照片直接贴上去，以最简单的媒介呈现方式实现基层群众与文化艺术的关联与融合，影展也使摄影人与军民互相沟通交流，甚至成为朋友。
同时，郑景康还指导制作了一批摄影小卡片、小影集，制作“摄影墙报”，用照片做纪念章、战斗画片等送给当地军民，让影展成果继续“流动”，形成持续性的宣传鼓动。此外，在延安摄影小组担任老师期间，郑景康也为毕业学员举办了多次摄影作品的小型观摩展览会，总结和展示阶段性学习成果，促进学员相互交流，增长经验。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些影展起到的宣传效果是直接且强烈的。首先，影展把“传播”这个行为限定到可以容纳足够人数的开放空间，大大提高了传播效率；其次，影展通过对众多照片进行题材的归类和编排，在主题的表达上达到了“1+12”的效果，进一步强化了观看者的情感认同 ；最后，摄影是“拍摄”和“解读”这两个行为的结合，背后反映着“拍摄者”和“观看者”两个角色的相互关系，战地影展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的一种极具仪式性的观看活动，为以上两种关系的互动提供了交流的场域，进一步激发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共鸣，最终实现了凝聚共识的宣传目的。
同志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全媒体时代，影展不再局限于线下，形式变得愈发多元，但引发情感共鸣的传播目的却并未改变。新时代军事新闻摄影工作者不但要具备过硬的拍摄本领，也应关注和思考如何更有效地让摄影落地，要利用“线下”“云端”等多种机会和场合，采取“传统”“智能”等多种手段和技术，主动营造浓厚的军事文化传播氛围，将这些宣传形式“嵌入”官兵文化生活，有效发挥军事摄影舆论宣传的传播效能。
摄影易学难精，难在按动快门前，要“对生活下一番分析、研究、观察、体验的功夫”，郑景康等老一辈摄影家们早已为我们提供了拍摄经验和理论支撑。作为新时代军事新闻记者，只有循着这个方向，对生活所提供的题材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概括集中，才能抓住事物最本质、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创作出有鲜明战斗性和强烈时代感的作品。
[1]蒋齐生，舒宗侨，顾棣编著：《中国摄影史（1937-1949）》[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年版.[2]中国摄影家协会编：《穿越历史的回声：中国战地摄影师》[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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