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0日，上海闵行区群众艺术馆举办了摄影师吴家林的个展，展览上的89件摄影作品，涵盖了他长达30余年的摄影创作历程。除了其著名作品《云南山里人》，照片还涵盖了吴家林在上海、成都等地的照片，它们记录了吴家林开始于昭通、成长于昭通并从昭通走向世界的摄影生涯，呈现了他摄影创作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作品元素丰富，视觉自然而微妙，向外面的世界展示了“山里的人们”独特的人文风情和生活景象。
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曾称赞吴家林的作品为“治疗淫逸无度的城市病的良药”。关于吴家林的摄影，有评论如此评价道：“他长期深入民间，着眼于普通百姓在自然状态中的美好人性，坚持用自己的心灵去捕捉瞬间摄影。这种发自于内心的深厚情感和恬淡的乡情，并因而使外人得以既轻松自然，又深沉敦厚地感受到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和伸手可及的摄影人个性。”但对于吴家林所持有的摄影观，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并且于此，也曾在中国摄影界引发过一场激烈的讨论。
2013年，吴家林曾因对于侯登科摄影奖的批评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其中，作为风波的另一位中心人物，批评家吴毅强在十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批评了吴家林守旧的纪实摄影风格，认为其摄影观在当下并不值得提倡。其犀利的言辞在一贯“和和气气”的中国摄影界实属罕见。
吴毅强在文中这样写道：“正如马克·吕布称吴家林的作品为‘治疗淫逸无度的城市病的良药’ 一样，乡村成了城市人精神逃遁和心理抚慰的异乡，而中国的乡村更是成了西方他者目光中的猎奇之地，因为无力处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欧亚体育，无法对具体复杂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冷静的文化认知和思考，并以摄影独有的方式进行呈现和介入，结果是，作为现代性表征之一、本应广泛参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摄影，转而对乡村无限迷恋起来，温情泛滥，大批传统摄影师和被感动的观众沉浸在一种宗教式的爱与虚假幸福中，不愿睁眼看看周围这个现实的世界。”
吴毅强认为，吴家林的作品注重画面美学符号，沉浸于爱与感动，但缺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他的作品曾为人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人道主义视觉文本，但其秉承的摄影观并不足以面对当下世界与社会所面对的种种问题。他在该文中激进地称吴家林为“没有文化的国际老农”，用孤独、自我、疏离将自己锁在个体的小宇宙中，拒绝长大。
对于10年前的这场风波里，以及围绕当下摄影和社会变迁，借着本次展览，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年逾八旬的吴家林，请他谈谈对他自己的摄影，以及对中国摄影现状的观察。本文无意再对当年的争论再添口水，仅希望呈现双方观点，带给公众多维度的思考，推进摄影文化良性发展。
澎湃新闻：当年的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您如何看待10年前的这场风波以及吴毅强对于您作品的评价？
吴家林：当年我的一些学生将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三组获奖作品发给我看，留言说：“这样的作品获奖，真看不懂了。请老师点评一下。”我就三组获奖作品谈了我的看法，提问学生在一个微信群里公布了我的看法，这下子真像惹了马蜂窝，遭到各种谩骂和人身攻击。其实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奖，更不知道评委是哪些人，仅因我对侯登科的敬重和友谊才谈了我对获奖照片的看法。我与吴毅强的分歧其实就是“纪实摄影”和“当代摄影”的分歧，当然还涉及辨识好照片的眼光问题。
我不了解吴毅强，就像他也不了解我一样，他才会口出狂言“没有文化的国际老农”这般哗众取宠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他当时是个刚毕业的博士，我宽容他的轻浮。当今真正会看照片的人，少之又少。主编戴乐比尔是世界上最会看照片的人，他生前亲自挑选编辑的世界160多本经典摄影就是最好的证明。寇德卡的《吉普赛人》、弗兰克的《美国人》，都是因他帮选片欧亚体育、编辑出版了画册后，才让这两位摄影师名声大震。我由他选片、编辑出版的的《中国山里人》，他在后记中是这样评价的：“正如我们，也为这些作品所深深吸引，尽管记录的既非民族风情展示，也非人类学探究，但却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图像语言。”图像语言是评价摄影作品最重要的尺度。
澎湃新闻：从当下的摄影实践来看，纪实摄影似乎被认为是“过时”的，对这个现象或者观点，您怎么看？
吴家林：人类社会没有消亡，纪实摄影永远不会过时。“过时论”是急功近利者的短视偏见。
澎湃新闻：这十年里，您对当下中国摄影界的观察有没有发生新的变化，如果有，它们是什么？
吴家林：在中国做纪实摄影的大有人在，只是他们在默默地耕耘拍照欧亚体育，他们明白急功近利是做不好纪实摄影的。一夜暴富的商业经验催生了能一夜成名的“当代摄影”行为摄影，网络的炒作仿佛“当代摄影”将要完全取代所有摄影似的。其实“当代摄影”是用照相机照出来的“当代绘画”而已，其创作理念与当代绘画一脉相承。“当代摄影”永远不可能取代真正的摄影！我想举些例子，《模糊的边界——一位摄影师的深圳30年》是余海波用生命、心血拍出来的纪实摄影的传世之作。另外，还有大批摄影家默默地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耕耘拍摄，其作品非同凡响，感人至深。如胡荣、李劲松、吕劲松、赵一民……
澎湃新闻：就您的观察，您当年所处的“山里”，所处的农村，这些年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是令您欣喜的，又有哪些是感到不愉快的？
吴家林：八、九十年代我到云南的许多边远山村，如西双版纳等地，老百姓家里几乎不用锁，到地里干活去，门扣上就用根竹棍插着。邻居间就用竹篾笆挡一下算界限，社会治安很好，整个村寨如同一个和谐的大家庭。2000年以后，这一切逐渐消失了，家家学城里人建钢筋水泥高墙、大铁门。大家庭般的原生态人文关系彻底消失。近十年，加大扶贫新农村的建设，让山里的老村寨村民大部分都搬迁新居，拆毁了一些古村寨，让许多生活之中的文化和根消失了，很可惜。
澎湃新闻：在您去城市旅行或是采风的过程中，您如何看待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可否谈一些您的感受？
吴家林：改革开放以来，变化最大的是城市建设，就连偏僻闭塞的家乡滇东北高原昭通也县县通高速公路，到处高楼大厦林立。但城市建筑缺乏个性雷同。没有人间烟火味、人情味的地方是纪实摄影的大忌。我行走于高楼大厦间往往很难按下快门，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拆掉的古建筑、四合院，却成为今天城市最受青睐的观光休闲游玩之地。
吴家林：许多年轻摄影人很看重技术，可能与摄影教育有关欧亚体育。摄影是凭摄影者的直觉、本能、眼光、天赋、灵性完成的。弄明白自己想做的是什么摄影，就去努力实践。先天条件是与本人的修为密不可分的，要花时间精力修炼。技术问题，弄明白就行，过分了只会修成摄影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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